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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星陨落 学术永在
——敬悼饶师选堂先生
发布日期 : 2019-02-17 10:21:36 文章来源 : 潮州日报

  潮州饶宗颐学术馆之翰墨林 郑鹏 摄


  郭伟川

  2018年1月30日中午,饶清芬小姐来电告知,教授(我对选堂先生的称呼)数日前入院灌肠通便,因双脚水肿,医院做了全身检查。她说先生归家后,大部分时间卧床休息,希望我代他把把脉。我学过中医,蒙先生历来看重。作为学生,现在老师有病,我内心当然急如星火。于是下午即趋饶府探望先生。

  入内室,时先生蜷卧床中,虽有大被盖着,但双手仍然冰凉。先生一见我,即紧紧握着我的手,久久没有松开。他的嘴动着,好像有许多话要说,手指比划着,但说不出来。我紧握先生的手,安慰他,表示明白他的意思。那一刻,师生两人都很激动。

  及后清芬小姐进来,从被中揭开先生双脚。我看到先生双脚脚背至足胫严重水肿,按下凹陷。而脉象微弱,大异往日,心知不妙。因为这是体内心、肾等主要器官机能逐渐衰竭,导致全身代谢功能出现障碍的结果。北方俗谚谓老年病人:“女怕戴帽,男怕穿靴(脚肿)”。先生年过百龄,而出现此等情况,预后可想而知,令我暗暗担心。但清芬小姐说教授中午吃饭还吃得津津有味,并出示手机照片给我看。这就是先生异于常人之处了!

  大概距我探视先生之后一周,2018年2月6日凌晨,先生在睡梦中安然走完他百年的学术、艺术人生。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消息传来,仍很震动。文星陨落,宗师大去矣!从此人天永隔,亲炙无从,悲乎痛哉!

  饶师宗颐先生,小名福森,1917年农历6月22日生于广东潮州府城内。尊人饶锷老先生为长子取名宗颐,字伯濂,意欲他效法宋代理学宗师、濂溪先生周敦颐。大概因字“伯濂”的缘故,先生于青年时期常以“伯子”“百子”为笔名(潮语伯、百同音)。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先生自号固庵,别署选堂。

  选堂先生的父亲原名宝璇,又名锷,字纯钩,是潮州有名的儒商,对儒、释二家甚有研究,着作颇丰。

  先生早慧,有才情,有胸襟,又有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小小年纪,其诗文词作已令父执辈为之咋舌,神童之誉,不胫而走。

  1932年饶锷老先生逝世,时年16岁的选堂先生,穷年余之功,续成父亲未竟的《潮州艺文志》,这是潮州方志史上前所未有之大事,是饶先生父子对潮汕文化史的贡献。

  1946年,选堂先生担任民国《潮州志》总纂。1949年夏,先生为志书事,于香港居停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,先后被聘任为香港大学、新加坡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先生除教学外,奋志于学、艺两域,历时八十余载,讲学于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及欧美印日与东南亚诸国,游历于四洲三洋之间,在中外文化的研究交流上,作出巨大的努力,取得辉煌的成就。他被中外许多着名大学颁授名誉博士、名誉教授及各种荣衔数以十计,不胜枚举。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与内地频繁学术交流,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、中央文史馆馆员,第七任西泠印社社长。

  选堂先生研究领域甚广,文、史、哲、艺成果甚丰。因限于篇幅,这里仅就选堂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相关着作,略述如下:

  一、地方史、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

  首先,就治史的领域而言,饶师的研究和着作比较全面,涵盖了地方史、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诸范畴。

  1、地方史

  如所周知,选堂先生少时最见重于岭南学术界的一件大事,就是继承其先君饶锷老先生未竟之志,续成《潮州艺文志》一书。选堂先生在地方史的另一贡献,就是总纂民国《潮州志》,成为潮汕方志史上的里程碑。

  选堂先生编集的《潮州志汇编》于196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,这是合四志即《三阳志》、明嘉靖、清顺治二种《潮州府志》及先生总纂之民国《潮州志》成为一集的潮州方志巨构;又着有《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》一书。

  2、国史

  1977年,选堂先生的史学巨着《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》一书在香港龙门书店出版, 此书网罗宏富,史料翔实,历朝论正统之文,自秦汉迄清代名家的相关论述200余篇,几乎囊括无遗。饶师在史学上的另一重要着作是198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选堂集林·史林》三巨册。季羡林先生在1993年《序〈饶宗颐史学论着选〉》认为,选堂先生在史学上的学术成就足与王国维、陈寅恪二先生媲美,共得预流之果。

  选堂先生有关国史之一系列论着,已大部分收入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(台湾新文丰繁体版,2003年)。此《文集》内容分史溯、甲骨、简帛学、经术礼乐、宗教学、史学、中外关系史、敦煌学、潮学、目录学、文学、诗词学、艺术、文录诗词14门类,共20巨册,一千多万字,是先生于二十世纪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心血结晶。这套书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。

  3、中外文化交流与敦煌学

  选堂先生从小对佛学有兴趣,长大了决心弄个来明去白。他知道佛学来源于印度,而发扬光大在中国。但印度佛学究竟如何被中国化?其中的源流究竟如何演变?这是选堂先生所要彻底研究以寻其真谛的。为了解印度的古文明和佛学的起源,先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即研习梵文三年,以便于直接研究印度文化。1963年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,乃亲莅印度作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。所以选堂先生对此一古文明的认识,有较之一般学者更为深入而透彻的了解。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着作,有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·语文篇:悉昙学绪论》以及《梵学集》两书问世。

  选堂先生与欧洲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发轫甚早,尤其与法国的关系最为密切。这是因其时掌法国汉学界牛耳的欧洲汉学巨擘戴密微教授,对他的渊博学识和造诣十分推重。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,先生校笺的张天师(道陵)所撰的敦煌所藏六朝写本《老子想尔注》一书,导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道教热潮,遂引起戴老的极度关注,因而希望在学术上与选堂先生进行合作,遂有《敦煌曲》分中法二种文字出版(戴老根据选堂先生研究的中文文本,译成法文)。其后,先生又从论证敦煌曲子词源流的角度,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,刊为《敦煌曲续论》一书。又先后有《敦煌白画》《敦煌书法丛刊》(29册)《敦煌琵琶谱》诸作问世。

  在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中,卷七是《中外关系史》一巨册,这是选堂先生有关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的一系列论文的结集,由《中外关系史论集》《新加坡古事记》和《星马华文碑刻系年》三部分组成。

  《中外关系史论集》中多篇的内容,主要论述我国自东汉至明代海疆所至、南海地理及海上丝路的相关问题。从选堂先生的相关研究中,显示中国作为南海大国,对南海的拓展及经营由来已久,于今日南海纷纷之际,这些相关的论述,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对南海的主权,有确切的历史事实为依据。

  二、楚文化与简帛学

  选堂先生在国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及成果,若依其着作出版问世的先后次序而言,则首先应该是对楚文化的研究。

  选堂先生自撰写《楚辞地理考》一书开始,及后对楚文化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,相继出版了《战国楚简笺证》《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》《楚辞书录》《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》(1958年)《楚辞与词曲音乐》等着作。其后他对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一系列专篇研究,大多收入于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之《简帛学》卷中。

  三、甲骨学研究

 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物之后,甲骨学遂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之显学。选堂先生很早就将甲骨学列为研究的重点。1955年,先生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该校所藏甲骨拓片,及后撰成《日本所见甲骨录》。继之于1956年,先生在巴黎国家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,研究法藏甲骨拓片,撰成《巴黎所见甲骨录》一书。故先生能集海内外的甲骨资料加以研究, 1959年其所撰的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》二巨册出版时,能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,有十三国文字对此书的问世及其意义加以报道。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因先生在甲骨学上的成就而颁予“儒莲汉学奖”。1971年先生又撰成《欧美所见甲骨录存》。1999年,由选堂先生主编的《甲骨文通检》(5册)出版,这是对甲骨学的一大贡献。

  2018年2月28日上午,我和内子参加了先生遗体的告别仪式,及后并上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送先生最后一程。

  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,但先生的文化精神不死,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学术之路上砥砺前行!先生,请安息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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